郝铁川 | 邓小平同志的法律素养
邓小平同志的法律素养
作者：郝铁川，河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。
来源：原载《法治日报》2014年，后收入郝铁川《法治随想录——法治如何变革中国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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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已长眠于九泉之下、曾经参与过我国1954 年宪法和1982 年宪法起草工作的许崇德教授，他在垂暮之年撰写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》（以下简称为《宪法史》）一书，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有关国家领导人在1954 年宪法起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材料，使我们得以看到他们的法律素养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邓小平的言论，举例如下：
一、邓小平建议把“‘全体人民’改写为 ‘全体公民’”，具有法律发展战略眼光
1954 年5 月27 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，讨论关于公民概念问题时，李维汉说：“宪法中的公民，包括所有中国国籍的人在内。”邓小平说：“把‘全体人民’改写为‘全体公民’为好。”刘少奇说：“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‘人民’和‘国民’在内。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，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。如果只写人民，就不能包括‘国民’那一部分人了。”（《宪法史》上册，第124 页）
公民是个法律概念，人民则是个政治概念。宪法是法律范围的事物，从法律思维角度看，应采用公民这个概念。宪法当然不可能与政治隔绝，它不可能不对一定的政治成果进行确认，但宪法的确认要采用宪法的思维和术语。从西方宪法的演变来看，他们最初也曾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等不同地位的人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起初也只是司法层面上的平等，而非立法意义上的平等，但西方宪法最后都走上了立法和司法面前一律形式平等的地步，公民本身不再作地位不平等的法律区别（当然，西方宪法迄今也未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）。因此，邓小平建议“‘全体人民’改写为‘全体公民’”是有法律发展战略眼光的。
当年我们给一些人戴上地主、富农分子的帽子，不是为了简单地报仇雪恨，而是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。所以， 1950 年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》明确指出：土地改革完成后，地主、富农只要服从法令，努力劳动，没有任何反动行为，连续五年以上者，经批准后，可以改变其地主富农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。原来解放区的富农在土改完成后合于上述条件满三者，亦可改变原成分。土改是1950 年开始的，到1954 年宪法公布时，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已大体可以改变为劳动者成分。因此，邓小平建议把“‘全体人民’改写为‘全体公民’”也是有现实依据的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的增长，地主富农没有如期摘帽。
二、邓小平坚持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 “自治权”须受宪法、法律约束，法无授权不得行。
1954 年5 月29 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，讨论到第70 条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”时，龙云提出：“这一条 ‘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行使自治权’，这样，自治权就受到很多限制了，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就不能做了。”刘少奇反问一句：“自治权要不要受法律规定？”乌兰夫说：“还是规定好，不规定不好搞。从内蒙古来看，规定个范围好。自治也不能超越根本法。”董必武说：“‘自治’本身就有限制，苏联自治共和国的职权，就没有加盟共和国那么多。宪法已经规定了可以管理地方财政，组织公安部队，制定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等，应有的都有了，超过了这些，还有什么权呢？” 龙云说：“那规定漏的地方，就不能做了。” 邓小平说：“宪法上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，不能设想在宪法之外还可以做别的事情。要求脱离中国，加入别的国家，那不行；要求特殊，独立起来，也不行。具体的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权利，是充分保障的。如果现在规定得还不够完备，将来还可以补充，但也要由法律来补充。”陈云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：“自治权是有的，但也有限制，需要在宪法里规定。例如内蒙古有自治权，但如果满洲里的关税、境内的森林、铁路，都归内蒙古，全国就不好办了。有自治权，也要服从总的东西。”龙云说：“有第七十一条的规定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不坚持我的意见。”李维汉说：“民族区域自治中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，如果让少数民族关起门来搞自治，没有国家的支援，没有汉族的支援，很多事情就不可能搞。”（《宪法史》上册，第129 页）
与联邦制国家成员单位拥有固有权力、剩余权力不同，中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，民族自治区没有联邦制成员单位那种固有权力、剩余权力，它们的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，授予多少，就有多少；可以依法授予，也可以依法收回。邓小平主张自治权的范围要有法律限定，“如果现在规定得还不够完备，将来还可以补充，但也要由法律来补充。”体现了单一制下地方自治权“法无规定不得行”原则。
邓小平这一法律思维也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起草过程中体现出来。他坚持“一国两制”中的“一国”与“两制”并非平起平坐，而是前者高于后者。“两制”也不是平起平坐，而是社会主义这一制为主体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“高度自治”不是“完全自治”，而是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与中央政府的必要干预权并存；“港人治港”并不是什么港人都可以“治港”，而必须是“爱国者治港”。
三、邓小平认为被告的辩护权是一项庄严的权利。
1954 年5 月2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到宪法草案第69 条 “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，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，一律公开进行。被告人有辩护权”时，有人主张将“被告人有辩护权” 改为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”。陈叔通说：“我主张保持原文。苏联写的是‘被告有权获得辩护’，上面还有‘保护’二字。我们条件不够，没有律师，还是维持原文好。”刘少奇说：“他说他不会讲话，到了法院里说不清楚，要求法院里找个人能把他要说的话说清楚。是不是给他找？不一定有律师。”邓小平说：“照原文，好像我们的被告现在才有辩护权。写‘有权获得辩护’比较庄严些。”刘少奇又说：“困难是有的，但不能有困难，这项权利就不要了。宪草要公布，全世界都可看到，写‘有权获得辩护’ 比较好些。叔老怎么样？”陈叔通答：“我并不反对这样写，就怕做不到。”邓小平接着说：“找律师找不到，但可以自己辩护，也可以找别人替他辩护，也可以让法院找人给他帮忙，不一定非找律师。”讨论结果，大家同意写为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”。《（宪法史》上册第 128、129 页）
陈叔通把辩护权理解为找律师来行使，邓小平认为辩护权是一项庄严的权利，既可委托律师，也可自己或请他人来行使。现代司法公正的必备条件之一是辩护权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行使。最近，陈光中、樊崇义等教授都撰文指出，当前我国刑事辩护有三大问题：
一是刑辩不到位，尚有 50% 至70% 的刑事审判辩护律师缺位；
二是到位的刑辩尚未达到实质化，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均残缺不全；
三是法律援助工作还处在艰难的推进中，缺人、缺钱、缺经验，无效辩护制度尚未确立。
四、邓小平主张“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拘留”要注意“保障人权”，这与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做法不同。
1954 年5 月2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到宪法草案第81 条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。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或检察长的许可，不受逮捕。在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拘留，至迟要在三日内得到批准，否则被拘留的人应得到释放”时，黄炎培觉得“三日”太长了，问：“规定三天的期限，在别的国家宪法中有没有先例？”邓小平说：“阿尔巴尼亚就是我们的先例。匈牙利规定的期限还长点，是五天。我们规定三天，对于保障人权来说是严格的。”“过去我们搞的几次革命运动，一叫土地改革，二叫镇压反革命，三叫‘三反’‘五反’。谁否认了这一点，谁就是否认了革命。在几次运动中，也有搞错了的，但是打倒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，主要是靠了革命的群众运动。如果在那时，我们规定了这一条，报关革命根本就搞不起来。” 《（宪法史》上册第 131、132 页）
邓小平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与“保障人权”问题相联系，非常可贵，因为直到 1978 年，我们的报纸还在批“人权”是资产阶级的口号，上个世纪90 年代“人权” 禁区才被打破。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指出，过去革命的群众运动主要不靠法治，那是革命的需要。现在处于正常的和平建设年代，不能不注意严格保障人权。
五、邓小平认为要提醒国家工作人员注意，如果侵害公民权利，公民有取得赔偿的权利。
1954 年5 月2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到宪法草案第88 条关于公民的控诉权时，陈叔通认为可以删去该条第二句“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害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，有取得赔偿的权利”，理由是有了公民控诉，总会有判决的。田家英对此不同意：“其实保留这一句有什么坏处？有了这一句反倒警惕了人。” 邓小平支持田家英的意见：“保留这一句好。”于是就这样定了。（《宪法史》上册第 132 页）
邓小平在同时期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，最有资格、最有能力犯大错误的就是我们党，因此一定要加强对党的纪律监督、社会监督、法律监督等。尽管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但法律重点约束掌握公权力的人。“法治重点约束公权力”这一观点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。
六、邓小平指出要区分“单位犯罪”和 “个人犯罪”。
在1954 年宪法起草过程中，黄炎培曾问：“副总理犯了法，怎么办？”邓小平说：“副总理犯了法，总检察长可以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，逮捕不逮捕也取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。”刘少奇说：“例如一个副总理打死了人，常委会可以免掉他的职，然后再按普通公民处理。”邓小平说：“副总理犯罪可以有两种：一种是职务内的罪，一种是个人的罪。属于个人的犯罪行为，应当按普通公民处理，不能说是副总理犯了罪。” 《（宪法史》上册第 238 页）
邓小平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国还没有刑法。但他却能明确地区分两种犯罪：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。这说明他的法学功力是比较深的。他为何有如此法学功力，是他自学钻研的结果，还是因为有家学渊源的缘故？他的父亲邓绍昌，字文明，生于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。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。